文｜奉政坊
上世纪90年代，人们从对尼采、弗洛伊德的理想热望，转变为对时代正在经历的市场经济、社会变革研究的思潮，哈耶克的著述在中国流行开来——我父亲就曾买过一本，在书架上已然雪鬓霜鬟。
五年前，“哈耶克热”已经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中褪去，直接的现实讨论、与个人利益直接相关的论辩已经脱离研习市场规律的底座，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韦森在当年发出了重读哈耶克的邀请，新著《重读哈耶克》试图在哈耶克理论与市场经济、社会秩序中重新划定出一条明朗的分界线。
与此相似，在十年前中国PC互联网方才起步，实体经济刚刚受到模式挑战的讨论时，人们对其商业模式、企业利润等互联网公司运行的理论基础进行过广泛的讨论——即便有时这种讨论有时也以严厉地质疑作为外在形式；问题是，如今互联网经济在资本狂欢中矫枉过正的走向泡沫盛宴的方向，仰望星空却无处落脚，已经成为一项夸张的商业基础问题，它是2018年大经济环境由松转紧时行业衰退的重要诱因。
2018年末回顾，我们发现，在时代浪潮翻覆中，自己无刻不在紧张地寻找我们面前的绳索，正如中国互联网在这一轮资本涤荡中显现出的某种不恰当的沉默一样，冷静与理性像两条交叉的铰链，既固定了我们的步态，也限制了我们向前思考的动力。
一年来，中国发生的商业故事想要在各种场景中完成复刻的尝试——都大概率做到了，而关于对互联网商业的种种批评复盘的努力，大多数时候就像炸弹落在了敦刻尔克的沙滩上——没有达到任何效果。
实际的结果是，我们的身体经过了2018年，但思想还留在更早的年代。必须现在就要认识到，商业规律发展的必然条件和基础；那些陈腐的“辩证思维”思想，只会在关键讨论上，遗憾错失对重要机会的评估窗口。
所以，我们需要重读2018年。
我们需要重新踏进那条熟悉又陌生的河流，驶入过往的一个个风暴中心。
我将这些风暴眼归纳为：价值平衡、资源重组、商业秘密。
价值平衡：滴滴经济学
价格歧视是一种商业现象。
薛兆丰在《经济学通识》中说过一些政治不正确，却属于地道事实的话——我们实际上总喜欢去执行多数人暴力的观念，而我们却还自认为自己在执行着少数服从多数的所谓的民主。
理应如此，当我们在谈论价值分配的平衡时，是一种基于经济学的理性解释，它不应该受到社会学的道德压力甚至审判——而当我们试图扭转价值分配的规律时，惩罚就会到来，它通常会以潜藏危机的形式，最终形成爆炸的高压环境。
2018年，程维的滴滴有很多策略失误，这其中的有一些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生命逝去带来的反思不仅在于正面的产品功能、定位的改变，也应该落脚于一个质朴的商业命题——滴滴的价值被谁绑架了？换句更简单的话是——滴滴的企业决策究竟是源于商业思考还是市场的要挟。
虽然市场就是企业创造价值的接受方，但若禁不住外界的一些抨击就改弦易辙，就将陷入企业价值失衡的泥淖。
比如，滴滴的高峰加价。
我曾经多次说过，滴滴的高峰加价正当且合理——没有任何一种分配比价格分配要更直接有效，通过价格高低区分需求的强弱，对需要紧急用车的人群提供了最具效率的解决方案，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平。
市场上另一种声音曾抨击说，下雨天、高峰期正是大量用户需要用车的时候；打车距离过远、距离过近，都只是用户选择，加价缺乏合理性。但事实是，唯有通过控制价格涨跌，滴滴才能从根本上有效解决车少人多的问题，为人群提供相应的通勤服务。
人们常说“店大欺客”，似乎是在讲，随着市场博弈中营业规模的增长，其服务水平也应一直保持在高位。但真相往往令人吃惊——“店大欺客”在某种条件下，是一种价值最优的平衡术——由于资源有限，企业往往无法确保始终为每一个用户提供齐备的配套服务，而增加资源投入则与边际价值递减存在矛盾。也就是说，在企业发展的中后期，投入更多资源获得的收益已经不再具备经济优势，要让企业获得更高的经营效益，方法是有选择的为高价值用户提供服务——这并非等于承认“欺客”具有一切语境中的合理性，而是说市场言论并非总是指向价值面的几何中心，它有时也将导致企业价值在“民粹”中走向失衡。
在经历了互联网行业鲜见的恶性事故之后，滴滴进入了漫长的修整期，发展重点也毫无悬念地从速度和规模，变成了安全与合规。
可笑的是，早年间在全球出行领域纵横捭阖的滴滴，还是中国创业创新的模式代表，也曾风头无两。将滴滴推入下滑轨道的，根本不是什么安全，而是从高峰加价公关事件，滴滴就暴露出来的决策软弱——少数服从多数，最容易演变为多数人的“暴政”。滴滴在高价事件中展现出的惊慌失措，意味着其根本没有对价值平衡做过深入的思考和任何决策准备，在这种情况下，滴滴的产品策略几乎都是在疲于“应对”，而不是“改变”。
当危机未发生时，如履薄冰的滴滴收获着侥幸的快感，而墨菲定律终将带给滴滴自食其果的悲凉。
今年9月，程维表示2018 年上半年滴滴亏损就已超过 40 亿人民币，其中在对乘客和司机的补贴奖励上的投入达 117.8 亿元，已经达到 2017 年全年的 65%。
对价值平衡术玩得最好的当属大洋彼岸的苹果。在用户对历代产品的嘲讽声音中，苹果屡屡创造营业额的新记录。对比之下，滴滴有厉害的产品总监，但少了聪明的“产品经理”——用户并不知道他们想要什么，简单循着他们反对的声音，不加处理的跟随应对，只能走向价值崩裂的山谷。
贺喜在门，吊丧在闾。把安全放在首位能给滴滴带去经营合规的正当性，或许也能重拾用户的信任。这两件事在2019年都有可能发生，但都不能过度指望。
我们应该做到——宁愿“事后诸葛”地总结经济体系调配、运行的规律，哪怕它冒着被扣“洗地”帽子的风险，也绝不愿重踩错误的商业结论，坐视价值天平倾斜的局面。
资源重组：ofo败局
人群应该推崇精英政治。
又一个政治不正确，但却百听不厌的真理——不考虑具体实际，一切都搞协商的所谓“讨论”，不过是披着民主旗帜的形而上。
马化腾最近在朋友圈评论一条关于ofo的动态时，直接指出了ofo破灭的根本原因——vote right（一票否决制）。
（编辑：济宁站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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