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趋势与新应用

2015年，在前期开放政策基础上，针对香港、澳门服务提供者在广东省进一步放开部分业务的股比限制，包括国内多方通信服务、互联网接入服务(服务范围仅限在广东省内)、信息服务业务(应用商店)等，外资股比不设限制。

2016年，我国前期试点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又进一步扩大开放，明确对于港澳服务提供者在境内设立公司，可以开展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仅限于经营类电子商务)、信息服务业务(仅限于应用商店)等，允许独资经营;其余增值电信业务，港澳资股权不超过50%。

创新区域试点、逐步复制推广

2014年，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上海市人民政府在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展增值电信业务扩大开放的试点，在WTO承诺基础上进一步开放相关增值电信业务，其中5项业务允许外资独资经营，包括信息服务(仅限应用商店)、存储转发类、呼叫中心、国内多方通信、互联网网接入服务业务(为上网用户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国内互联网虚拟专用网业务外资股比不超过50%，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业务(经营类电子商务)外资股比不超过55%。

2015年1月，在上海自贸区率先全面放开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业务(经营类电子商务)，允许外商独资设立经营类电子商务企业。

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百花齐放

截至2020年6月底，获得我国批准的外商投资电信企业共266家，其中有182家由工业和信息化部颁发许可证，50家由上海市通信管理颁发试点批复(上海自贸区内企业)。分析现有持证主体情况来看，主要有如几大特点。

第一，申请业务种类较为全面。10项增值电信业务中有8项业务均有外商投资企业持有相应许可，而存储转发类业务、互联网域名解析服务业务由于业务量小等原因，未有外资企业申请。外商投资企业持有相应许可的大部分业务主要集中在信息服务业务、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业务，主要原因是上述两项业务均属于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属于平台类业务，开展业务成本低、开放力度大，能够更好吸引外资进入。

第二，外资来源具有多样性。从资本来源地看，既有美国、德国、法国、韩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也有我国香港、台湾地区。而来源于我国香港地区的企业外资高达2/3，主要是因为我国目前的开放政策在CEPA框架下对于港资的力度最大，很多欧美企业都通过其香港公司到内地投资。

第三，外资背景囊括行业广。从外资背景来看，有传统电信企业，包括英国电信、香港电讯、NTT等，看好内地庞大的潜在市场，利用自身技术优势开展相应的电信业务;也有传统线下领域向互联网搬移，如汽车领域的大众、通用等，商超领域的家乐福、平和堂;包括亚马逊、微软等境外知名互联网高科技企业，利用自己在互联网领域的影响力进入我国市场。更有很多外资看好企业发展，进行单纯的财务投资。

第四，外资入股形式各异。针对有外资股比限制的业务，外资会通过与内资企业设立合资公司的身份来申请许可;针对没有外资股比限制的业务，外资在境内设立独资企业申请许可;还有外资通过购买已持证的内资企业股份的方式，进入我国电信市场。无论采取何种方式的投资，都需要符合我国开放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

瓶颈已现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逐年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彰显了我国扩大对外开放的决心。在国家整体宏观政策的影响下，电信领域近年来开放力度非常大，与此同时，对外开放的进一步发展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如2020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中电信领域没有进行调整，也可看出我国的电信业务开放遇到了瓶颈。

网络信息安全问题

电信行业涉及网络安全、信息安全等，尤其基础电信业务承载国民经济命脉。从前期开放情况来看，率先开放且完全放开比例的业务，基本都是平台类的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安全风险相对较小。而涉及基础设施类的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开放力度较小，包括互联网数据中心、内网分发网络业务等，承载大量信息资源。出于安全考虑，目前只面向港澳资本开放50%。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安全问题，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国家安全体系涵盖11种安全，包括信息安全。我国于2016年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为现有的网络安全管理制度提供法律保障，更加体现国家对于网络安全的重视程度。未来在推进开放的过程中，如何妥善处理好开放与安全的问题，是需要深入研究、国家统筹的关键核心问题。

（编辑：济宁站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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